李鋼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梁艷芬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界經濟貿易部主任、研究員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哈繼銘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何帆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
  
　　編者按 
　　本周三，中歐峰會將在北京召開。本屆峰會召開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顧中歐過去1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鞏固雙邊合作機制，制定未來10年發展目標，進一步加強中歐伙伴關系。

　　近年來，在中歐雙方貿易實現大幅度增長的同時，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也連年擴大。有意見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中方形成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匯率問題也成為中歐峰會的討論重點。

　　據了解，此次中歐領導人峰會前夕，由歐元區財長會議主席容克、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歐盟經濟和貨幣事務專員阿穆尼亞組成的歐元區代表團，將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財政部的官員進行會晤，討論匯率問題。此外，本次中歐峰會還將涉及能源、貿易、氣候、醫療、區域發展等多個議題，歐盟希望能使中國分享到歐盟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為歐盟企業帶來投資機會。

　　在此次中歐峰會召開之前，本報以中歐貿易、人民幣匯率問題等為主題，邀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鋼，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界經濟貿易部主任、研究員梁艷芬，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五位嘉賓，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中歐貿易增長率大幅超過中美、中日增長率

　　記者：在談人民幣與歐元匯率問題之前，能否先回顧一下中國與歐盟對外貿易的總體情況？

　　李鋼：總體來說，在中國與歐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框架下，這幾年來中歐雙邊經貿關系得到了全面、持續、快速的發展，經貿關系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強了雙邊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2004年，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目前歐盟繼續保持這一地位，此外中國也成為歐盟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在中國與歐美日三大貿易伙伴中，中歐貿易增長率大幅超過中美、中日貿易增長率。 

　　在2004年到2006年間，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突飛猛進，年均進出口額增長率在27%以上，其中中國的出口年均增幅高達32.5%，進口年均增速也為18.8%，這既有歐盟東擴的效應，也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積極影響。

　　另外我計算了2001年到2006年這6年中歐貿易增長情況，雙邊進出口額增長了3.55倍，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了4.45倍，中國從歐盟進口增長了2.53倍。雙邊貿易增長態勢是非常強勁的。

　　到2006年，中歐雙邊貿易額為2723.0億美元，同比增長25.3%。而今年前9月雙邊貿易額已經達到2561億美元，全年將超過3000億美元，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左右。

　　在貿易順差方面，實際上前幾年一直保持在200億美元以下，2004年開始逐年增加。2006年，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為834億美元，今年前9個月為948億美元，全年估計1300億美元。

　　記者：我國與歐盟貿易的國別結構、產品結構呢？

　　梁艷芬：在歐盟成員國中，德國、荷蘭、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

　　在產品結構上，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6年中國向歐盟出口額超過百億美元的四大類產品是：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對歐出口額為840.4億美元，占對歐出口總值的46.2%；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出口額209.7億美元，占比11.5%；此外還有賤金屬及其制品，以及雜項制品。以上四大類合計比重為73.6%。

　　中國從歐盟進口產品主要集中在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車輛、航空器、船舶及運輸設備；賤金屬及其制品；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等四大類上，2006年從歐盟的進口額分別為415.1億美元、129.7億美元、84.8億美元和76.1億美元，合計占我自歐進口總值的比重高達78.1%。

　　應該說這種產品結構是雙方比較優勢的結構。

　　歐盟對華投資質量高

　　記者：歐盟對華投資，中國對歐盟投資的情況如何？

　　梁艷芬：近年來歐盟對華投資繼續保持增長，中國對歐盟投資則是逐漸增多。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隨著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信心不斷增強，以諾基亞、BP、殼牌、阿爾卡特、大眾、西門子等為首的跨國公司資本繼續大量進入我國，歐盟對華直接投資也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快車道。

　　2004~2006年，歐盟累計對華投資項目8011個，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162.1億美元，占全國的8.01%。其中，2006年歐盟對華投資項目2742個，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67.8億美元，占全國的9.76%。

　　截至2006年底，歐盟累計對華投資項目25450個，合同外資金額980.3億美元，實際投入531.9億美元，平均項目規模209萬美元，歐盟是中國第四大外資來源地。

　　比較來說，雖然歐盟對華投資總額落后于美國和日本，但其項目的平均規模較大，技術含量也較高，且多投資于生產領域，核電站、磁懸浮列車、環保等項目已成為中歐合作的標志性項目。從歐盟成員國來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對華投資居于前列，2006年，上述五國對華實際投資總計42.8億美元，占全國吸引外資額的6.8%，占歐盟對華投資的80.5%。

　　近年來，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對歐盟國家的投資也取得了一定進展，除傳統的貿易、海運、銀行等領域外，產業型投資也有所發展，以華為、中興、TCL、海爾等為龍頭的企業在歐盟的投資取得初步進展。

　　2005年中國對歐盟25國中的23個國家有投資發生，流量金額為1.9億美元，累計存量為7.3億美元，其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各占27.4%，農林牧漁業占17.1%；采礦業和交通運輸倉儲業各占12.7%和5.8%。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06年經中國商務部批準或備案，中國在歐盟的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3億美元。

　　記者：剛才提到歐盟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較大，技術含量也較高的問題。

　　李鋼：是這樣的，可以說歐盟對華投資的“質量”是很高的。近年來，歐盟持續保持中國最大的技術引進來源地，技術轉讓水平也是不斷提高。

　　歐盟不僅是我出口產品的傳統市場，同時也是中國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的主要來源地。歐盟擁有我國目前所急需的能源、環保、交通、化工、汽車、電子和農業等方面的先進技術，且轉讓態度積極，這使歐盟成為中國引進技術的第一大來源地，我國從歐盟引進的高新技術項目占我國從全球引進總數的一半以上。

　　匯率不是中歐順差的最重要因素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對歐元是稍有貶值，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自美國的進口增長了15%，而中國自歐盟的進口增長得更快，達到21%，如果認為匯率是中歐貿易不平衡產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就解釋不通

　　記者：在中歐雙邊貿易中，中國的貿易順差的確是在加大，歐盟方面認為中國巨額貿易順差是人民幣匯率水平造成的，并對人民幣問題施加壓力。我們怎么看中歐貿易順差產生的根本原因？

　　李鋼：匯率問題確實對中歐貨物貿易的不平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比如說，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對歐元是稍有貶值，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自美國的進口增長了15%，而中國自歐盟的進口增長得更快，達到21%，如果認為匯率是中歐貿易不平衡產生的主要原因，那么首先在這里，在經濟學意義上就解釋不通。

　　何帆：中歐之間貿易順差的確在擴大，這有多方面的因素，匯率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很明顯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認為有以下一些更為根本的原因。首先，中國的出口對匯率是缺乏彈性的，中國的勞動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價格比較廉價，對于對外貿易來講，這些價格可能比匯率更重要，因此匯率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受到新的貿易格局——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只要這種全球性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多，程度越來越高，中國的加工貿易肯定會越來越多，這跟傳統的產業間貿易是不一樣的，因為加工貿易必然帶來貿易順差。

　　另外，近期美國經濟出現放緩和衰退跡象，這迫使很多中國出口商尋找新的出口地。

　　所以說，在中歐貿易順差的問題上，匯率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中國跟歐洲之間貿易順差的增加不能完全用匯率來解釋。

　　李稻葵：這個判斷我是認同的，在匯率問題之外，中歐之間的貿易逆差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從本質上講，歐洲地區是人口老齡化的經濟體，中國是比較年輕的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儲蓄率遠遠高于歐洲經濟的儲蓄率。中國的年輕人要為以后退休養老存錢，而歐洲人口增長緩慢，反過來要用儲蓄。一個經濟體貿易順差也好，貿易逆差也好，最大的也是比匯率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相對儲蓄率，儲蓄率高的經濟體會在貿易上流向低儲蓄率國家，從這個角度上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歐貿易的格局。

　　還有一點，一般說來，隨著經濟發展，產業內貿易比重會越來越高，分工越來越細。應該看到中歐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一定程度上也是兩個經濟體在進行更加深入的貿易和經濟合作，比如說中國有很多高端的汽車部件是從歐洲進口，可是又有部分整車返銷給歐洲，這種貿易今后會越來越重要。

　　從貿易順差產生的根本原因上來說，匯率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即便人民幣對歐元升值，我看也不會改變中歐貿易順差的基本格局。

　　哈繼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很快，勞動力相對富裕，產品價格低廉，這意味著全球貿易背景下中國出口必然大幅上升，這是最主要的因素。另外我也認同這個判斷，就是一國的儲蓄率是該國貿易結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如果儲蓄率居高不下那么往往導致該國順差很大，正因為此，單純依靠匯率來糾正失衡效果是不會很好的。

　　中國儲蓄率高達30%，從國際范圍來看處于較高的水平，這比日本工業化時期的水平還要高出近10個百分點，而且未來幾年可能還會繼續上升。這和新中國成立后25年期間較高的出生率有關，那時候出生的人到現在都進入有儲蓄能力的年齡階段，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口政策與現階段的高儲蓄率也有關系，因為眼前就業者不得不存更多錢來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因此應當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制，來降低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但這需要時間。

　　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國際貿易不平衡的現象也會因為儲蓄率等根本因素而進一步增大，這些因素可能蓋過了匯率變動的影響。匯率變動有用，但其他因素作用更大，人民幣升值可能會略微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局面，但不是根本辦法。

　　產業內貿易造成的錯覺

　　歐盟在華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水平至少在30%以上。歐盟在華企業盈利的匯回，在加工貿易中的利益掌控以及價格轉移，使其所獲實際利益遠遠超過賬面水平

　　記者：何帆、李稻葵剛才都提到產業內貿易、加工貿易對于中歐貿易結構的影響。

　　李鋼：是的，中歐貨物貿易不平衡產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由全球產業轉移而導致的加工貿易方式。加工貿易是造成中歐貿易順差的絕對因素，而加工貿易在本質上是全球產業轉移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對產業鏈條進行重新調整布局的結果。

　　根據中方統計，在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中，95%是加工貿易產生的，而這95%中又有81%是由外資加工貿易企業，主要是歐盟在華企業的出口產生的。兩個數據結合起來，也就是說，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的70%是由在華外資企業，主要是歐盟在華外資企業產生的。

　　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單純以原產地規則統計出來的貨物貿易順差并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雙方的貿易利益和貿易平衡狀況。

　　何帆：關于產業內貿易問題我再補充談一下。產業內貿易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之后，之前也有，但更多是隨著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外包出現的，比如在IT技術外包之后，再把各個部件之間重新整合起來，通過工作流軟件和管理把它們組合起來，各個工序之間的銜接更容易。

　　應該說，各個行業都有產業內貿易，尤其是在制造業的各個行業。比較典型的是電腦的生產制造，幾乎沒有哪一臺電腦完全是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生產的，都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生產的，芯片在一個地方，顯示器在一個地方，鍵盤在一個地方等等。

　　正因為此，現在中國對歐洲的出口產品中，電子類產品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中國制造”，這些電子產品是產業內貿易。

　　再比如說在天津建設的空客A320總裝線，如果2009年能組裝下線，再出口到歐洲，你說到底是“中國制造”還是“歐洲制造”？其實大部分是在歐洲生產的，只是這部分組裝在中國。

　　所以在現在這種統計的方式下，貿易格局的變化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正如李鋼介紹的情況。

　　李鋼：這個問題歐盟自己也承認，源自中國進口的紡織品中，大多是定牌或貼牌生產，中方只賺取了不到10%的加工費，而主要利益被從事跨國生產與經營的歐盟企業所獲得。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們把衡量中歐雙邊經貿的框架從單純的貨物貿易上放大，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李鋼：完全如此。我們需要把角度從單純的貨物貿易，放大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收益三個方面，這也就是傳統的經常項目的概念。

　　在貨物貿易上，中國擁有較大的順差，但是在服務貿易上歐盟有順差，同時在對華投資中獲取較大收益。

　　根據最新公布的《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07》，歐盟是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第一大來源地和出口第三大市場，是中國服務貿易的最大逆差來源地。

　　此外，在歐盟對華投資中，70%以上的歐盟在華投資企業處于盈利水平，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20%，而歐盟在華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水平至少在30%以上。歐盟在華企業盈利的匯回，在加工貿易中的利益掌控以及價格轉移，使其所獲實際利益遠遠超過賬面水平。

　　如果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收益綜合考慮，中歐之間總體經貿利益格局基本上是平衡的。單純以貨物貿易的不平衡進行推論，進而指責中國非公平競爭是片面的，不僅有失公允，更不符合事實。

　　歐盟內部對貨幣聲音不同

　　記者：我們還注意到，雖然歐盟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但實際上歐盟內部，不同的國家之間對歐元是否需要維持強勢，是否施壓人民幣匯率等方面也還是持有不同意見。

　　梁艷芬：對于匯率問題歐盟國家的確持有不同的觀點，比如德國一直是貿易順差國，但法國、意大利等國就是貿易逆差，所以德國和一些北歐國家對歐元升值擔心不是那么大，但法國、意大利等一些國家就擔心歐元過快升值影響本國經濟。

　　實際上，歐盟內部各國對歐元匯率的不同意見，也正揭示了匯率問題都與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關。

　　何帆：歐盟實際上內部差別很大，有的是對外貿易順差國，有的是對外貿易逆差國，所以強求一個劃一的匯率政策對歐盟內部并沒有好處。

　　人民幣升值對一些國家好，對另外一些國家并不好，需要考慮到各國的情況。中國可能和歐盟內部某一些國家的競爭更多，比如南歐國家等以制造業為主的制造業國家。

　　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影響全球經濟

　　記者：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在10%左右，但對歐元貶值8%左右。2007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左右，對歐元貶值在3.7%左右。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是目前歐盟施壓人民幣的主要原因，我們怎么看這個問題？

　　梁艷芬：出現這個情況，主要是因為同時期歐元對美元升值幅度高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交叉匯率算過來，人民幣對歐元是貶值的。

　　對比發現，自2001年以來，美元對幾乎所有主要貨幣都在穩步貶值。其中美元對歐元貶值幅度是非常顯著的，從2001年10月底到2007年10月底，貶值幅度高達37%。

　　此外，在2001年10月底到2007年10月底這個時間段里，美元對英鎊貶值30%，對加元貶值40%，對澳元貶值45%，對瑞士法郎貶值29%，對日元貶值5.5%，對韓元貶值30%等。這個時間段里對人民幣的貶值幅度在10%左右。

　　總體來說，美元對多數亞洲貨幣的貶值幅度還是較為溫和的。

　　哈繼銘：美元需要更大程度的貶值以促使其經常項目逆差回到長期可持續水平。美元貶值的另一方面就是需要全球貨幣對美元升值，現在看來歐元、加拿大元、澳元等西方貨幣升值較多，亞洲貨幣中日元和人民幣升值較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歐洲一些國家希望在未來美元貶值中，人民幣和其他亞洲貨幣承擔更多責任。這主要是美元貶值情況下，匯率機制比較靈活的國家目前升值較多，但到一定程度經濟也會遇到負面影響，所以希望其他國家地區能夠多升一些。

　　從中國匯率自身改革的進程看，中國已經做了一些事情，2005年匯改啟動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0%以上，對一籃子貨幣也升值7%以上。

　　歐盟要求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但是，雙方都應該把這個問題考慮清楚。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應該認識到人民幣升值過快，會增加他們自己的通脹壓力，因為他們從中國進口的東西正越來越多。

　　記者：就是說，歐盟需要認識到人民幣大幅升值對全球經濟的重大影響。

　　哈繼銘：是的，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價格最近幾個月已經明顯上漲，但其實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以人民幣計價并沒有上漲，折合成美元后有所上升，主要就是因為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造成的。

　　西方國家應該意識到，現在他們從中國進口產品的比例在上升，而他們自身面臨比較明顯的通脹壓力，如果在這時人民幣大幅升值，也勢必會使他們從中國進口產品的價格明顯上升，加重其通脹壓力。

　　另外對于中國來說，大幅升值可能會推高失業率，過快升值對雙方都不利。

　　李稻葵：中國對匯率問題的整體思路，還是要堅持“三性原則”，也就是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因為如果突然調整匯率，部分出口企業會受到一定沖擊，造成不必要的經濟調整成本，總體宏觀經濟也可能會受到沖擊，這對全球經濟也不是負責任的表現。

　　加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記者：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的原則還是要堅持“三性原則”，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至今也已經兩年多，目前是第三個年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目前和下一步的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問題和人民幣升值問題？

　　哈繼銘：我們認為人民幣不應過大幅度升值，但應該考慮允許人民幣以更快的速度升值，個人認為升值速度每年可以在5%以上，高于2006年的3.3%，這樣對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現象有一定幫助，最重要的是這還有助于緩解國內通貨膨脹壓力。

　　現在通貨膨脹在中國是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通貨膨脹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原材料進口價格的上升，人民幣升值速度快一些，可以緩解輸入型通脹。

　　另外，人民幣升值也有助于中國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匯率過分僵硬，外匯儲備積累的速度勢必就會過快。近來中國用各種各樣手段盡可能在總量上對沖流動性，2004~2006年期間大量發行央票對沖流動性，但因為貿易順差不斷增大，外匯占款繼續提高，繼續用數量型手段也會使得利率水平上升。

　　央行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用準備金率、利率等手段控制流動性，但M2還是以18%以上速度增長，主要還是外匯占款繼續上升，其原因是匯率比較僵硬，順差過大。另外，由于市場對人民幣未來升值預期依然強烈，導致一些非貿易項下資金大量流入。

　　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減輕自己的通脹壓力有好處，另外，在相當長時間內吸引的熱錢會少一些。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薄弱、就業壓力大，不能做到突然大幅升值。

　　何帆：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我們也知道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國內通貨膨脹壓力、使得貨幣政策更具有靈活性，但是現在問題在于選擇什么樣的升值方式。

　　首先，不能是再次一次性升值，也就是像2005年匯改時那樣出其不意的手段，這種方式對企業是會有影響的，影響不在于一下子升值多少，更重要在于升值事先沒有告訴它，打亂了企業整個的投資計劃和出口計劃。如果單就升值幅度而言，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有競爭力的企業，可能還能夠再承受，但是關鍵是我們選擇什么樣的比較合適的方式。

　　現在討論比較多的是能不能通過擴大匯率的彈性和波動，實際上也是基于這種考慮，如果是在波動的過程中逐漸調整人民幣匯率，對企業來說不斷給它小的啟示，讓它們對匯率風險的意識逐步提高，做好更多的準備，這樣可能對企業應對人民幣升值更合適一些。

　　李稻葵：在匯率彈性方面，可以擴大一點匯率波動范圍，人民幣略有升值，適當加快升值步伐，既保持可控性，不對大部分出口企業造成巨大沖擊，同時也能適當減少我們進口原材料價格的成本。

　　記者：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最近的講話中表達的思路。

　　哈繼銘：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第一可以減少短期投機性資金流入，第二可以培養企業在匯率可波動情況下生存，加強競爭力。

　　只有在匯率波動和彈性加大的情況下，市場才有動力去發展匯率衍生產品和避險工具，否則企業也會沒有規避匯率風險的意識。

　　另外，等到將來匯率達到均衡水平后也會是經常波動的態勢。目前還沒有達到最終均衡，匯率水平的波動和彈性也有助于企業將來適應匯率走勢。

　　匯率彈性需要擴大，我想強調的是，波幅和彈性擴大不僅體現在每天波幅的加大上，目前是千分之五，實際上人民幣匯率的每天開盤價和頭日收盤價可以沒有任何關系，這兩者之間可以有很大落差，因此波幅本身沒有多大意義。所以，要看到實質性波幅擴大，每日開盤價和頭日收盤價要有實質性差異。

　　平衡貿易需更根本措施

　　人民幣是會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改變中歐之間的貿易格局，貿易格局的根本因素還是兩者之間儲蓄率的差別

　　記者：在中歐貿易差額的問題上，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是形成中方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匯率問題也就相應不是解決貿易平衡問題的主要手段。你認為，平衡中歐貿易還需要從哪些更根本的問題入手？

　　李稻葵：是的，在美元走軟、原油價格略有高漲的情況下，人民幣略有升值，對中國經濟是有好處的，人民幣是會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改變中歐之間的貿易格局，貿易格局的根本因素還是兩者之間儲蓄率的差別。

　　李鋼：從歐洲方面來說，平衡雙方貿易，還需要歐洲減少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尤其是高科技領域。這實際上可以顯著改善雙方的貿易不平衡情況。

　　哈繼銘：從中國國內來講，我們需要加大降低國內儲蓄率的力度，這包括推進國內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要求國有企業向政府交納紅利、公共支出的重點從鼓勵投資轉向鼓勵消費等，同時建設更加完善的資本市場、提高銀行系統的效率，以幫助降低企業的儲蓄率。因為企業在缺少進入資本市場渠道并且難以從銀行系統獲得貸款的情況下，往往留存大筆利潤，這種企業利潤的留存加大了企業儲蓄率，這也是貿易順差較大的原因，因此資本市場的完善和銀行體系的效率提高，可以降低企業儲蓄的沖動。

　　另外就是貿易政策，較高的出口退稅率可以盡量降低。

　　李稻葵：我們自己可以先解決對歐洲貿易中仍然有阻礙的一些制度和政策，比如從法國進口一些奶酪，據我所知目前是不允許進口的，那么我們可以考慮放開，歐洲奶酪的生產成本很高，而中國的奶酪消耗量不大，勞動力便宜，成本比較低，所以可以考慮放開。這是中國在貿易制度上可以做的事情，在匯率問題上我們需要向外界解釋：中國會按照自己的原則，在匯率機制上逐步增加彈性、更加靈活化。

　　何帆：我們需要重視中歐貿易之間的不平衡，未來這種不平衡可能還會加劇。相對于歐洲，中美之間貿易互補性更強，中國主要是制造業，美國主要是服務業、金融業，但是歐洲有很多國家的出口還是制造業，比如中國出口汽車，歐洲也出口汽車，南歐等地區也出口鞋子和服裝，有很多東歐國家加入歐盟，這些國家也有很多主要依靠制造業出口，所以中歐之間的產業結構可能導致兩者之間的貿易摩擦更大一點。

　　發展產業內貿易對雙方可能是一個共贏的做法。比如服裝行業，中國的優勢在于制造，歐洲的優勢在于品牌、設計，在服裝行業里中歐之間可以合作的空間還是很大的。實際上有些合作在民間已經有了，比如溫州很多企業已經請歐洲的設計師來做設計。同樣的還包括汽車等行業，也可以有共贏，如果歐洲的汽車制造商能夠和中國制造商之間有一個更好的合作，很可能雙方的制造能力都會有一個更大的提高。

　　另外我還想提一點，如果未來中歐貿易不平衡還會加劇，我覺得應該未雨綢繆，建立和加強雙邊協調對話機制。

　　加強對話協調

　　記者：這種協調機制的目的，就是加強雙方的對話、溝通和交流。

　　何帆：我想這種協調機制應該是定期的，同時要建立正式的聯系機制和非正式的聯系機制，必須得有定期對話，有首腦、部長之間的定期會面，在這種正式對話之外，還應該有一個非正式的溝通機制。具體來說，比如相關部門的副首級、副部長級的會面，具體工作層面可以是具體工作人員的溝通，形成一個對話機制，這樣出了事情知道雙方怎么聯系溝通，這種對話機制對于解決潛在的貿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說，這一次中歐峰會就是很好的交流協商會議，我們歡迎來溝通交流，消除誤會。

　　李稻葵：歐洲不同于美國，歐洲的經濟調整速度比美國慢，對市場管制更加嚴格，勞動管制相對而言不夠靈活，失業情況比美國更嚴重一點，對貿易問題也更加敏感，更多地依賴于非關稅壁壘，比如技術壁壘、反傾銷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應當同歐洲更多地協商，在一些問題上中國可以讓步，在一些問題上歐洲也可以讓步，比如歐洲的一些技術可以通過技術貿易轉讓給中國，服務貿易上中國也可以多從歐洲進口。

　　雙方應該坐下來好好協商，而不應該簡單歸咎于匯率問題。

　　記者：李鋼先生，作為對歐洲貿易的資深研究人員，你對中歐雙邊經貿關系有什么樣的預期和展望？

　　李鋼：中國與歐盟的雙邊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框架下，雙邊經貿關系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涵蓋愈來愈廣泛領域的合作與競爭。雙方都需要以新的視角，在更深層次上審視現狀，面向未來重新定位，并借此作出政策上的相應的調整。

　　隨著中歐經貿關系的不斷加強與深化，雙方合作的領域也越來越多，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從貨物和服務貿易到投資，進而延展到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均被納入到雙邊“大經貿”合作的范圍內。

　　與此同時，中歐雙方在國際領域的合作也在不斷拓展，比如對非洲的發展援助、亞歐合作、WTO多邊貿易框架內的合作與推進等。雙方的共同利益、關切范圍已經遠遠超越了中歐雙方各自的邊界。

　　根據我們的預測，未來中歐經貿關系還將在快車道上繼續運行一段時間，到2010年，中歐雙邊貿易額有可能達到5000億美元左右，今年是將超過3000億美元的水平，這包括航運物流在內的雙邊服務貿易將得到更快的發展，雙向投資更加趨于均衡。 

　　根據中歐雙方達成的協議，從2007年初開始已經啟動了雙邊伙伴關系的談判，同時將經貿領域作為相對獨立的部分加以對待，更新1985年《中歐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以此作為發展雙邊關系的指導性文件。為此，雙方必須從戰略高度，面向未來，全面謀劃，充分發揮合作潛力，促使中歐經貿關系發展達到均衡、互利、共贏的結果。